汇率问题极为复杂，既与利差、外汇储备等有关，也与诸多非市场因素有关。联系到拜登要求“彻查疫情源头”，以及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情况，中美贸易之争再成焦点，人民币加速升值可能因应即将到来的进口大吞纳。
5月27日，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琦（Katherine Tai）通话，同意继续保持沟通。戴琦此前曾表示，将与中国接触，评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情况，评估结果将影响美国对华征收关税的态度。
大家应当还记得，在川普时期中美贸易的剑拔弩张以及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压力。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就是川普执政时期的2020年1月15日正式签署，内容包括八个部分：知识产权，技术转让，食品和农产品贸易，金融服务，宏观经济政策、汇率问题和透明度，扩大贸易，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，以及最终条款。
“协议”在扩大贸易部分提出了量化标准，“从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两年内，中国应在2017年基数之上，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、农产品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”。具体来看，一是农产品部分，2020年和2021年分别较基年新增125和195亿美元；二是制成品，两年分别较基年新增329和448亿美元；三是能源品，两年分别较基年新增185和339亿美元；四是服务类产品，两年分别较基年新增128和251亿美元。
“协议”中，货物部分（农产品、制成品和能源品）的清单产品进口目标为：两年进口总量较2017年共新增1621亿美元，对应两年进口额达到3805亿美元；2020年和2021年分别实现新增量639和982亿美元，对应两年分别进口1731和2074亿美元。
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（PIIE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和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数字，对中美之间清单产品的贸易情况进行了统计，根据PIIE的统计结果，目前中国扩大进口的完成情况为：一是2020年，按中国进口统计口径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清单产品总额为999亿美元，目标金额为1731亿美元，完成比例为58%（按美国出口统计口径，上述数字分别为940、1590和59%）。二是2021年（截至4月），按中国进口统计口径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清单产品总额为471亿美元，目标金额为645亿美元，完成比例为73%（按美国出口统计口径，上述数字分别为345、574和60%）。
两年累计进度来看，根据2017年各月进口比例衡量月度所应达到的进口目标，截至2021年4月底已完成目标的62%。
有研究报告认为，今年完成协议规定的两年进口目标难度过高，而积极完成2021年的目标更为可行。
按照“协议”要求，2020到2021年底，中国应从美国进口清单产品3805亿美元（2020年1731亿美元、2021年2074亿美元），截至2021年4月底，我国共已实现的清单产品进口量为1470亿美元。年内自美进口可分以下两种情况估计：
情况一：积极完成两年总目标。若按恒定速度增加每月进口，并按时完成两年总目标，则需要每月将清单产品进口增加12%。此时自美进口量的两年复合增速达到62%，单月进口量甚至需超2017年同期3倍才能实现。
情况二：积极完成2021年目标。若按恒定速度增加每月进口，并按时完成2021年的进口目标（从而两年目标完成度达到81%），则需要每月将清单产品进口增加9%。此时全年自美进口额两年复合增速达到45.3%，与2020年四季度时的增速水平差异较为可控。如果假设扩大自美进口对非美地区进口不存在挤出，并假设2021年自非美地区进口增速修复至中美经贸摩擦前的5年年均复合增速，那么完成2021年自美进口目标将使中国进口增速升至7.4%，也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增长（相反，若要完成两年总目标，中国进口增速将升至11.1%）。
除了上述贸易因素，下半年还需关注海外两大利空因素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扰动。
一是中美短期博弈升温可能成为扰动人民币汇率的潜在利空因素。拜登可能在Q4落定内政领域的多数承诺，叠加国内疫情企稳，政策重心可能转向外交领域，届时可能在意识形态、人权军事等领域发起争端。相较特朗普时期，拜登的外交战略可预期性更强，预计其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也会显著小于特朗普时期。
二是疫情后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可能带动美元阶段性走强，继而扰动人民币汇率。年内来看，该风险的扰动可能集中在Q3。美联储可能在Q3对Taper进行明确指引，Q4可能实际落地践行Taper，影响资产价格变化的核心是Taper预期，需关注这一预期在Q3逐渐明朗化后对汇率的影响。长期来看，除了Taper以外，还需关注紧随其后的加息和缩表。根据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政策常态化的经验，各项政策退出的顺序分别是：缩量宽松先行，而后加息，最后进行缩表，其中加息和缩表可能同时开展，当二者同步进行时同样可能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阶段性走弱。
我们继续维持美联储可能提前加息的预判，即美国加息大约在冬季，窗口期为2021年底、2022年初；而中国会保持定力，货币政策继续保守主义。（详见《市场进入通胀敏感期》）
